报这个题目时，我刚好看到了CNN的一篇报道，关于许多非洲人在离开广州（旁观中国做了编译稿）。

许多人在看我们的系列片之前，就已注意到这个群体的存在。而看到那篇报道时的我，却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南国（曾）有着如此庞大的非洲人群体。

报过这个选题后才知道对这个群体感兴趣的同事还真不少！原来三月份南方站贺信老师就跟我们讨论过这个群体，本来计划拍摄一个长纪录片，而此时“他们正离开广州”的时机，让我们马上更新计划开启了此次拍摄。第一次拍摄结束得知视觉新闻中心的同事也在跟进，商量后决定综合所有素材，协力编成一个聚焦广州黑人的四集微纪录片，力求全方位展现他们的生活状态。

（图1：小北路上正在买箱包的非洲人，背景是刚开过的警察巡视车。视频截图。摄像：王曦）

我和摄像记者王曦南下广州，住在小北路附近的越秀公园旁，开始了这个选题的拍摄。Hussain在越洋商贸城的办公室是我们接近这个群体的第一站，也成为我们在广州拍摄的大本营。

（图2 Hussain（中）在办公室与客户沟通货运事宜。视频截图。摄像：王曦）

来自肯尼亚的Hussain是一家非洲物流公司在广州办公室的经理，敏锐地看到了中非物流的“市场空白”，选择来广州建立这个办公室。这里是一个微型集散地，每天形形色色的肯尼亚商人来来往往，与Hussain或者他的员工沟通货运事宜。他们说说笑笑，很难相信他们大部分只是初相识。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更加珍惜在此遇到的“老乡”。

与他们细聊，最初的疑问很快被解开。他们大多热情开放，再加上有朋友牵线，与他们熟识并不难。渐渐地，我开始发现他们的弱势与无助。问路无人理会，在地铁上有人看到他们便捏住鼻子，被出租车司机绕路，去警察局寻求帮助却语言不通，找中国人换汇却换来假钞。如果说这些都不算什么的话，最致命的恐怕是带着所有积蓄来中国进货，却遭遇无良商家人财两失。“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很多人因此破产，再也没办法做生意。”一位在广州已经近十年的肯尼亚商人如是说。

（图3 纪录片《Confessions of a Traffic Warden》主人公Durga Pokhrel。图片来自网络。）

想起曾看过的一个英国纪录片 《Confessions of a Traffic Warden》（直译为《交通督察员的自白》）。主要人物是一位来自尼泊尔加德满都、拥有两个硕士学位的Durga Pokhrel。他熟读莎士比亚著作，从小对英国充满向往，认为英国是“人文价值”（human values）的发源地，英国人都是“谦恭的、亲切的、热心的”（courteous, amiable and kind hearted），生活在英国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因此，尽管交通督察员这份工作跟Durga的学历背景并不匹配，他依然选择接受。然而开始工作的第一天，他就遭遇了被贴罚单的英国人充满敌意的谩骂，“滚回你自己的国家”。他开始对一直憧憬的英国和充满好感的英国人大失所望。

在广州的非洲商人似乎经历了同样的反差。非洲大陆上“随处可见中国项目队的在建工程”、广州的城市广告等让对中国的憧憬在他们心中发了芽，他们把中国放在较高的位置上，视为可以镀金的地方。然而，当他们来到广州，遭遇的却是漠视、歧视、欺骗，甚至是生意破产永无翻身之地。这就是他们对于广州、对于中国的第一印象。

但是，他们必须生存，别无选择。谨小慎微，是我对他们生存策略的概括。

（图4 晚上九点Hussain在办公室里吃中东食物。视频截图。摄像：王曦）

与大多数非洲人相比，Hussain在广州的状况令人羡慕：不必（过多）担心签证问题，合法工作，不怕曝光身份给他带来麻烦（特意在我们进行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公司的polo衫），还为我们安排他的员工带我们去看市场和物流。

可即便如此，他也谨慎地仅愿意谈论自己和自己的生意。只要一旦涉及一些敏感话题（如非洲人在广州非法居留、冲突等），他的回答就诸如“可能因为他们签证过期却不知如何续签”“我没有见过，只是听说过”。

这种谨慎当然非Hussain独有。同样在Hussain的办公室，一位客户担心我们的拍摄对他们这个群体不利，“有很多人认为非洲人在这里工作，剥夺（他用的是stealing‘偷走’一词）了中国人的工作机会。”我很吃惊，非洲商人来买中国人的货物，这是在刺激中国的经济啊，怎么会是在剥夺工作机会。原来他指的是物流这类生意。我解释说“因为语言和文化隔阂，非洲人做起来肯定更有优势”。他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但“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想的。”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他们在做着一件双赢的事情，却依然如此谨小慎微。

（图5 赞比亚商人Idah在服装批发市场前。视频截图。摄像：王曦）

我们是在一个定位于非洲人的服装市场前遇到即将结束一天批发的赞比亚女商人Idah的。当时穿着红色衣服的她正坐在自己购买的服装麻袋上休息。在太阳炙烤大地的7月份的广州，汗珠在她的脸上闪烁。表明来意后，Idah指着自己的脸笑着说“你们要拍我这个样子”，但外向、热情的她还是与我聊起来。她近七年内频繁往返于中非，此次与其他三位朋友一起过来，住在小北路上的宾馆里。

她们直爽的性格和四人在一起碰撞的火花，我知道她们是很好的拍摄人选。批发市场的管理人员要求我们进行拍摄申请，但时间有限我们无法走此流程。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在她们住宿的旅馆进行采访——那里有部分她们还没寄出的货物，她们也更容易放松。

第二天，我和同事如约来到目的地。大堂里有许多麻袋装的货物——显然，这是许多非洲人选择下榻的旅馆。她们四人之一的Helen下楼来接我们上去。寒暄过后，她们先是确认了我们跟前台登记过。

 “他们知道拍摄这件事情么？”

“不知道。我们用身份证进行了访客登记。”

“那可以征求一下旅馆的拍摄许可吗？”

她们担心如果在旅馆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旅馆会报告给海关，她们就会在出境时遇到麻烦。

虽然我觉得没必要，但“不想因为拍摄给你们带来麻烦”，所以还是去前台征求同意。结果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旅馆无理由地“不同意任何拍摄”。

Idah和她的朋友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自己都不同意拍摄？”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其实我们可以只在房间内拍摄，不拍过道等公共场所，这是没关系的。”我还在争取说服她们。

Helen很激动，“不行，她们会在监控里看到我们在拍摄，这样我们在海关那里会有麻烦。”

尽管我极力解释，房间内不会有监控，只有过道里有。她们仍然坚持不可以拍摄。

更严重的是，这件事情影响的不仅是不能在旅馆里进行拍摄——她们对我们的态度逐渐冷了下来。我和同事跟她们一起去了银行，拿出摄像机进行跟拍。路上，她们对我说：“可以停止拍摄吗？我们现在对拍摄感到很不舒服。”

跟我一直相对要好的Idah后来告诉我，她们产生了疑惑，“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不同意自己人的拍摄？是不是这是不好的事情？”尽管我从民族性格、机构运作习惯等方面作了解释，依然不能说服她们。

Idah给我讲了她们几年前初次来广州在海关的遭遇——那时的她们不懂出入境规定，携带了超过规定量的现金，加上语言不通沟通不畅，在海关被拘留了一下午。后来她们付了大量的罚款，并把超过规定量的现金暂留在海关。在付了批发款的几天后，去海关取了剩余的现金。虽然算是和平解决，但说起在海关的那个下午，她至今仍然唏嘘。

（图6 诸多市场所在的广元西路上来来往往的非洲人。视频截图。摄像：王曦）

丽丽（化名）是我们此次拍摄认识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供应商之一。她有一位尼日利亚籍的丈夫，与她一道打理一个服装档口。

她很热心地为我们介绍了与非洲人做生意的情况，“其实很简单的”，“跟他们打交道久了，你反而会觉得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说话聊天”。

但最终丽丽和老公并没有接受我们拍摄——因为即便他的尼日利亚老公是她腹中孩子的父亲，探亲签证规定他没有资格在中国工作。他们无法确定一同打理档口是否算违反了规定，或是游走在政策允许的边缘地带。

在我们沟通的过程中，她老公一直在旁整理货物。虽然听得懂我们说话，却始终没有开口，生怕跟我们的沟通会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影响到他在这里继续生活和照顾怀孕的妻子。

“等我老公拿到绿卡，我们就没有任何顾虑了，你可以来随便拍。”丽丽充满歉意地说。

采访（尤其是视频采访）中遭遇拒绝是家常便饭。毕竟如财新前辈王和岩所说记者这份工作“是仰仗陌生人的慈悲”，没有人有义务接受你的采访（当然政府官员除外）。我自认为内心已足够强大到平和地接受这种拒绝。

但从我有限的学生和记者的采访经验来看，一般采访外国人会比中国人容易许多。不需要各种流程，没有那么多的质疑，有时甚至只需一封邮件就可以全部搞定（比如片中对于《在广州的非洲人》一书的加纳籍作者Adams Bomdo教授的Skype采访）。

我相信如果我在他们的国家提出拍摄请求，成功的概率会比现在高出至少一倍。但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他们选择将自己包裹起来，谨小慎微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想惹任何麻烦。

我们最初与片中刚果的“民间大使”Felly Mwamba是通过电话联系上的。他就是那篇外媒报道的两位主人公之一。我问他，“所以你是真的打算离开广州了吗？”

“不。之前的报道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近期不打算离开，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又有多少非洲人能把中国称作“第二故乡”呢，哪怕有些已在中国待了近十年。

【视频专题 广州黑人影像调查】